陈寅恪与周扬

新聞 Olivia 1年前 (2017-10-30) 22次浏览

来源: 逝去的年代 作者: 谢泳 陈寅恪与周扬

1949年后,陈寅恪居广州,任岭南大学中文、历史两系教授。当时,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,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,如陈毅、胡乔木、周扬等。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,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,绝无攀缘之意。1959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。

吴学昭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中引1961年9月3日《雨僧日记》云:“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,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、章士钊、陈毅等来见,劝请移京居住,寅恪不从,且痛斥周扬(周在小组谈话中,自责,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)。”

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?1962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。蒋天枢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曾引述。周扬说:“1959年我去拜访他,他问,周先生,新华社你管不管,我说有点关系。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,新华社广播了新闻,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,只隔了半年,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,如何前后矛盾如此。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,我说新事物要实验,总要实验几次,革命、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。买双鞋,要实验那么几次。他不太满意,说实验是可以,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,但差一点是可能的……”

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,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“自责”,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。

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,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。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,在为人处事、为学为文,特别是时势变迁、道德混杂之时,能以极清醒的判断,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,绝不以享受欢乐,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,这是何等的气节。陈寅恪先生认为,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,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,他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。他说:“纵览史乘,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,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,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。各是其是,而互非其非也。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。虽然,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,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,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,而其贤者拙者,常感受痛苦,终于消灭而后已。其不肖者巧者,则多享受欢乐,往往富贵荣显,身泰名遂。其故何也?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,以应付此环境而已。”

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,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,知陈寅恪盛赞黄浚《大觉寺杏林》诗中的“绝艳似怜前度意,繁枝犹待后游人”之句,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。他说:“至论三、四两句何以佳,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: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,多情多感,而性皆保守,怀古笃旧,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;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,但知随时顺世,求生谋利,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,彼皆毫无顾恋,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,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。”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,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;“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,即仍遵守昔年‘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’之说(中国文化本位论)。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,决不从时俗为转移。”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等行为,绝不是一时迂执,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

(选自谢泳著《逝去的年代——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9年1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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